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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反的，如果所在省的区域发展差距较大，那就需要更多的省级财政来转移支付，帮助省内欠发达地区，尤其是在省内有计划单列市的情况下，一些省会城市、经济大市就要做出更多贡献。这其中的典型就是广州。经济总量排名第4位的广州，其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排第8位，在杭州之后。但这不说明广州的经济发展不如杭州，或者说广州的GDP含税率不如杭州。事实上，广州每年产生的财政总收入要比杭州高了近一倍。

“如果说在东亚打压中国，美国一定要拉住日韩，那么在欧亚交界的地方与俄罗斯对抗，美国就必然要敲打土耳其”，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对《环球时报》说，美土盟友关系实际并没有那么铁。美国要是想列举土耳其对自己不友好的事情，也会有很多。最突出的例子就是2003年打萨达姆的时候，美国想让自己的步兵师借道土耳其攻打巴格达，但遭到土耳其拒绝。

从全国层面看，“计划生育”的表述或有保留必要，但有些地方受到结婚人数减少、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、二孩生育意愿降低等因素影响，生育率持续下降。在这些地方，鼓励生育是非常必要的。笔者以为，在适当时候，国家不妨授权此类符合条件的地方，试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。

祖克曼还将美国过去100多年的财富集中程度做了一张表，呈现一条U形曲线。美国的贫富差距在1929年达到峰值，在大萧条后迅速降低，经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再度下滑，于20世界70年代达到谷底。自80年代开始，财富集中度不断攀升，进入21世纪已经逼近20%的关口。

参与这些人才引进计划的专家学者，能够获得人均约100-200万人民币的资助经费，回国工作后，薪资水平也会高出岗位平均工资的2-4倍，此外还有不少特殊福利。国家支持的“千人计划”学者的前提是，要求这些学者必须保证每年在国内有一定的任职时间。这一点是让美国相关部门警惕的主要原因。

我国幅员辽阔，各地人口分布情况差异较大，有的地方地广人稀，有的地方人口臃肿。而有的地方因为面临人口危机，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不小的挑战。能否根据相关人口指标和资源环境设定条件，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先行全面放开生育，是值得探讨的。因为这不仅关乎地区发展，也为国家下一步的生育决策调整提供依据。